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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是全球化人类视野中建构和展示民族性的重要载体，关联着地域文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家园意识、价值观念、民情习俗、景观风物等内容，更蕴含了童年记忆、思乡恋家与族群血缘等心理情结。“地方性”不是不言自明，需要特定的文化构筑，而文学独特的艺术功能可以将其亲切、生动显现。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能将地方生活的经验、情感鲜明而深刻地予以表现。苏忠作为连江人，对福建的历史地理、文化流脉、民风习俗和生活状况有着深切体认与家园记忆。诗人游目骋怀，尽览山水，以现代感性审美品质赋予地方风物新的气派和光芒，完成对闽地生活以及意义和价值的审美表述，使地方书写成为一种时代映射与文化表征。苏忠施展语言的“炼金术”，在闽地山水之中游走，在城市与乡居之间探访，写下《武夷山歌》《举杯鼓浪屿》《一袭袈裟白水洋》《乱石拍岸青芝山》《乌溪白鹭歌》《安泰河里的福州》等诗篇（散见于诗集《禅山水》《披风》《慢笔》），在闽山闽水的骨相气韵中寻找与审视故乡的文化符码和精神皈依，在本土、传统、民族中重建现代之源，突破规整、单一的全球化。

苏忠徜徉于闽山水韵，不忘返身回顾，发现和再现自己，突破山水游记的拘囿，将个体与地方、空间与时间、虚构与在场、社会与历史等景观融汇于当下的社会场域，扩充诗歌的包容性。例如《夜登鼓山，观日出》中，诗人对本地山水进行了热忱观照。鼓山耸峙福州之东，因山巅主峰巨石如鼓，风雨大作时，每有鼓声传出而得名。诗人的笔下，一个巨大的生命现场呈现，“不言语的，观天风/不胜酒力的，看海涛/谁大喝一声将泪流满面/谁投鞭断流将日子一刀两断”。圣贤豪迈的精神沉潜、游走于闽都文人的血脉，代代相传、声声不息，“我的福州城，我的日出如走火/我击鼓为号，我疏散千顷岛礁/我驱赶十万匹野马滚滚向东”。万物竞演，各呈其趣，“我清晨披风一个人对大海读诗/跌落的波光纷纷报我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诗歌挖掘、呈现藏匿于山川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类似的书写还有很多，如《雪霁金饶山》《尖峰山》《夜宿嵩口古渡》《五虎山的格式》《东山岛风动石》等作品，诗人在自然山水中注入怀古幽思，也开启对当下城市化进程的省思。今人对于自然景观的写作虽已无法抵达古人纯粹的山水之境，但也有现代人对山川形胜的重新发现和审美感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意。

苏忠的创作没有耽于地方风景的复现，而是以个性化的想象力解锁地方精神生活的密码，拓展地方题材的观照疆域，让诗歌抒写灵动、丰富，塑造地域文化的新境。古迹常作为文化记忆的时空载体出现于文人墨客的作品，苏忠的《与云层或台风击掌——在林则徐故居》亦复如此，林则徐的故居被转化为诗人情感与文化的符号，诗人隐于心灵深处的幽默、戏谑精神，在日常情境的激发下迸射智慧的火花，作者借助“麻雀”与“飞檐”两个“主题意象”，风趣地传达出君子的人格立场和价值追求，这何尝不是对禁烟英雄人生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现代解读。诗中的古建筑既是实景，也是虚景，诗人绝非简单的借景抒情，而是以个体生活场景描摹出地方圣贤的精神格局，追慕历史先人的心灵图谱，完成抒情主体文化人格的自觉建构。

地方性书写是保存并构建象征性、符号性的独特文化空间和族群历史记忆的资源库。这种区域性的情感愿望、审美感知与价值信仰的呈现在苏忠诗歌里俯拾皆是。他尝试选择不同的诗学视角记录福建方志，例如《南靖土楼谣》《过天冠说法台》《初秋，在陶淑女子学校旧址》等诗篇，向读者多角度展示福建山水的丰茂细节和风土人情的内在情态，以及历史转型下复杂、多声部的灵魂低语。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中，福州的仁人志士拥有不少震撼人心的段落，而他们的妻子却隐入历史的尘烟少有提及。苏忠感怀、同情这些清贞而卓绝的女子，诗句里透着深厚的人性体贴和人文关怀。《醉石吟》《一代镇海楼》《漳浦火山岛》《春日，在筱埕南山亭》等诗篇都以游戏笔法诙谐地戏拟现实，让古代的月亮辉映今日的尘世。诗人以强健的心灵感受力，倾听、捕捉、思索着闽风水韵间传来的讯息，熔铸意象于情境，以独具个性的艺术诠释对山川形胜的理解。诗人在故乡山水间汲取天地万物的灵气，在民间的宗教信仰里锻造主体品格，滋养自我生命的繁茂生长，将故土、人情、轶事放置在真实而具体的当下时空，以诗情的律动引领读者体验涵容着现代情思的“地理福建”。

脱胎漆器、牛角梳和油纸伞合称福州“三宝”。这些不仅是地方特产，也涉及本土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在《凡是脱胎的必定换骨》《从前牛角梳》《一把油纸伞》三首诗中，诗人袒露了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对福州人文品格的赞赏。苏忠倾心于日常事物的自然呈现，将本地风物入诗，通过对事物的去魅、澄明、敞开以还原区域特有的文化心理景观。他以现代审美心态、感觉和想象方式与地方风物对话，展现民间文化的情态与闽地物华的意趣，勘探在地文化的根性血脉，构建独特的地域美学。在《软木画志》《建盏谣》《七月茉莉花》《佛跳墙外传》《台风》等诗作中，尽管抒情的机缘点不同，从当地的工艺品、植物、美食到季候现象，诗意直觉的背后是苏忠宽阔的情感视野和深刻的经验思想在着力实现法国哲学家亨利·帕格森所说的“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契合”。软木画、建盏、茉莉花、佛跳墙、台风，这些“主题意象”有贴地的沉稳，也有飞扬的诗性。诗人将绚丽的主体情思与深沉的历史注视融汇于闽地的物产风貌，努力抵达地方生活的根柢。诗歌的题材可以“小”，但手笔要“大”，要直抵事物的本质，完成作品能指与所指的同构。

没有时代感不强的生活，只有时代感不强的诗人。现代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创作者要以独立的艺术视角与美学精神展现时代语境和社会氛围的深刻变化。“地方”虽有特殊性，但随着“普遍历史”的进入，透过“地方”仍能考察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国情运势，小村与大国有着相似的悲欢起伏。闽地作为一种区域内的集体文化，其心理蕴藉、民俗风尚、神话传说合力建构着文化共同体的普遍性认同。苏忠诗歌里的地域风景与乡土情感的表达为书写地方美学提供新质和多样性，同时，在空间和时间上铭记族群生活与区域认同的深切情义，从情感、价值观、精神质素等方面提供了群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和路径。

（作者系福建警察学院教授）